悬疑感欠缺真实合理性《古董局中局》与原著口碑分道扬镳

　　郑焕钊

　　观点提要

　　一方面，影中包括许愿、药不然、黄烟烟等在内的一众人物的身份处境、个性特征与行为动机的可信度没有被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影叙事中，作为“悬疑感”营造的“有限性”人物视点的真实性缺位，以及与此视点相关联的人物冲突感的缺失，形成叙事“悬疑感”的虚假营构。正是这些问题，使《古董局中局》作为一部悬疑影的快感，只能依赖于与悬疑感无关的炫目比斗场景与葛优式喜剧幽默来建立。这也是其口碑尴尬的根本原因。

　　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影《古董局中局》，因《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改编的成功带来IP效应，在上映前本具有较高期待度，但随着影上映，豆瓣评分不断刷低，未能达到观众的预期。在有成功小说的前提下，影《古董局中局》的口碑下滑，颇具典型性地表征着当下国产悬疑影叙事存在的明显缺陷。

　　事实上，无论何种类型的悬疑叙事，其叙事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逻辑的建立，需要符合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也需要符合生活真实与心理真实的现实基础。这是因为，“悬疑感”的成功建立，无不依赖于合乎科学逻辑、生活逻辑与情感逻辑的细节之上。这就要求，无论是人物塑造的真实性(性格、能力与动机)、还是人物行动及其情节推进的合乎逻辑，都是叙事成功的前提与基础。以此衡量，《古董局中局》的缺陷就极为明显。

　　从根本上，《古董局中局》的问题在于其人物角色“真实感”的欠缺，对悬疑叙事的艺术真实所带来的影响。艺术真实不等同于现实真实，它可以基于某种拟定情境、架空世界来构建让观众信以为真的艺术体验。但这种“真实感”需要建立在人们可以理解的现实生活逻辑及其细节展现之上。因此，无论是想象性叙事还是现实性叙事，基于现实主义逻辑的真实感的构建，都是叙事能否成功的基础。在悬疑叙事中，叙事“悬念”的环环相扣，极其依赖于观众对叙事细节的关注，并需要充分调动观众的生活经验参与推理，以促成“悬疑感”的形成。由此，作为观众参与叙事建构的“代入位置”，叙事中的人物主角的“真实感”是艺术真实感构建的起点。

　　一方面，影中包括许愿、药不然、黄烟烟等在内的一众人物的身份处境、个性特征与行为动机的可信度没有被建立起来，导致由这些主要人物的行动线所串联起来的整体叙事的真实性缺乏基础。

　　在马伯庸的原著小说中，许愿在家族没落与父亲沉默所带来的巨大内在困惑，以及由此所产生对家族屈辱史的质疑与洗脱的动机，构成其参与武则天明堂佛头“解局”的深层动机；而其基于家族流传秘籍的自学与长期开店所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掌眼”本事，小说辅之大量古董鉴定知识的祛魅，也使观众对其能力深信不疑。两者让后续叙事的可信度极大地增强。与小说的合理性相比，影中许愿无论从身份处境、个性特征还是行为动机上的塑造上，都难以令人信服。许愿6岁时父亲就离开，而依赖开器维修店赖以谋生，这种需要基于知识学习与长期经验积累的古董鉴定本事从何习得？在已经知晓家族屈辱的情况下，其参与武则天明堂佛头“解局”更多是基于多种外力的胁迫(其中包括父亲的离奇死亡、药不然的威逼、神秘老人老朝奉对其器维修店的焚烧等)。尽管影中以闪回镜头隐秘地交代了母亲因为火灾去世以及由此父亲的疏离、远去与老朝奉派人焚烧器店之间的镜头关联，但这种关键信息上的处理方式不当所带来的动机缺陷，使影像叙事的说服力与可信度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