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片场，刘丹营造着惊悚的气场。她演一名痛失爱女而试图报复社会的母亲，穿戴异常齐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走起路来旁若无人，整个剧组无人敢上前同她言语。

　　如此寂寥的片场，演员宁理也曾经历。他演一个连环杀手：一身破棉袄，嘴角浮着一抹自己都感到后怕的笑，一场戏下来，剧组里的年轻演员从此躲着他走。

　　用极致的方式，他们进入这些极端的角色，熬出《开端》里的“锅姨”陶映红，《无证之罪》中的杀手李丰田。表演渗出八九分可恨甚至可怖，角色匀出一两分可怜，他们演绎的“恶”是一条长长的坡道，每一步的滑坡都在警示芸芸众生尚未意识到或无意间承认的一部分自身。

　　没有被浪费的演技

　　恶有恶的脸谱，极端角色挑战的是对恶的想象力。疯狂和偏执往往是这类角色的外在表现。但真正的恐惧在于，他们的疯癫行为并非源于精神上的错乱，而是一个普通人对人性之恶的放纵。

　　在网端，李丰田和陶映红被称作继“童年阴影”安嘉和之后的“成年阴影”，这是年轻观众对他们演技的最高褒奖。某种程度上，他们演出的可恨、可怖超出观众对坏人的想象。他们这么坏，可他们又那么普通。

　　宁理和刘丹看重对“普通”的演绎。李丰田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手，但他不酷也不威猛，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放在人群中，不具辨识度。他的恶源自兽性，一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动物性，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可能激发这种至恶。

　　拿捏这种动物性，宁理用的是寸劲儿。有一场砸人的戏，他设计了一个细节，砸完，李丰田用锦旗擦了擦手上的血，像一个普通人干完活脏了手会做的那样。还有一场戏，他抽掉了过滤嘴里的棉絮，反叼在嘴里，点着过滤嘴剩下的纸。火苗燎着了胡子，黑暗里，他面目狰狞。

　　锦旗拭血、反向抽烟，这种寸劲儿让李丰田区别于大部分国产影视剧中工具化的杀手。他至恶，作恶于他是日常生活。宁理演绎的至恶没有被刻意夸大、戏剧化，而是潜伏在日常，不动声色、毛骨悚然。

　　塑造陶映红的时候，刘丹没有想过惊悚的方向。相反，她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有偏颇想法的普通人。在决定赴死的戏里，陶映红一改在嘉林生活时的蓬头垢面，穿上昔日做化学老师时的衣服，还擦了些口红。这是刘丹的设计。观众眼里，炸车是陶映红最疯狂的时刻，但刘丹为角色保留了普通人的切面——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面，陶映红希望是曾引以为傲的教师身份，在体面和尊严中终结。

　　陶映红坏得让人咬牙切齿，但刘丹演得收敛，甚至没有为角色设计表现疯狂的细节。她演的是一个普通人在人生晦暗时刻的失足。可恨让这个角色出圈，可怜是这个角色的深刻所在。刘丹把角色拉回普通人的框架：在这条滑向至恶的坡道，陶映红曾作为一个高尚的普通人、一个可怜的普通人，是如何骄傲又绝望地存在过。